1.沙特和阿联酋间关系本就是“塑料”兄弟情；

2.OPEC+内的分歧凸显发展路径差异；

3.经济同质化竞争是未来焦点；

4.个性和野心或助长分歧。

篇幅长，没时间就看上面四个要点就好。

——湾叔

阿布扎比王储MohammedbinZayed在本周一到访沙特，与沙特王储MuhammadbinSalman会面。这是时隔数月后，海湾阿拉伯国家中两大领头羊的实际统治者间的第一次公开互动。对于这次旋风般的访问，外界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是为了消弭两国近期在一系列政治外交方面的分歧，缓解两国间关系有所趋紧的态势。但从两国乃至地区和国际层面来看，两位王储间的互信程度已显著降低，交流互动的热络程度也远逊往昔，此访形式大于内容，更多是为了向外界展示所谓“利雅得-阿布扎比”轴心牢固依旧。

引发外界对于沙特和阿联酋关系生变猜忌的导火索，无疑是阿联酋在前不久的OPEC+能源部长会上公然杯葛沙特和俄罗斯共同提出的限产方案。这种公开与沙特唱反调，特别是在能源领域，让外界关心，这是否预示着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更大的转变。

并不尽然。

尽管沙特和阿联酋间的战略分歧日益突显，但回顾两国建国后的交往历史，彼此间的纷纷扰扰并不是新鲜事。如果让我来概括，似乎Yesterdayoncemore较为贴切，这里的yesterday指的是年萨勒曼国王继位前的双边关系。

“塑料”兄弟情是双边关系常态

在上世纪70年代阿联酋建国初期，沙特和阿布扎比之间始终存有未决的领土争端问题。年，毗邻两国边境的大型油田-“谢巴油田”归属权划给沙特后，阿联酋国内民众普遍对此极为不满。正因如此，当阿联酋政府于年发布一份有争议的地图，似乎有意恢复对沙特东部省一些区域的主权声索后，两国边界争议再次浮出水面。利雅得方面的反应是，迅速关闭两国边境，造成阿联酋一侧长达数公里的交通堵塞。

年，沙特与阿联酋间再生龃龉，起因在于阿联酋突然“反水”，拒绝接受统一货币的海湾地区一体化方案。按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最初的方案，统一货币本应于年正式推出。而造成阿联酋反水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阿布扎比在争夺海湾中央银行落户地的过程中败给了利雅得。当然，因为统一货币失败，海湾央行的设想也无疾而终。这对于沙特主导推动的海湾地区一体化进程不啻于一记重拳，为此后GCC内部裂痕不断扩大埋下了伏笔。如果不是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或许被沙特首先封杀的“兄弟国家”就不是年的卡塔尔，而是当年的阿联酋。

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革命浪潮，让沙特和阿联酋两国放下成见，决定联手应对挑战以维护海湾地区的王权统治秩序，并将伊朗输出的伊斯兰革命和土耳其、卡塔尔所支持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视为共同敌人，进而强化了彼此间的纽带。

事实上，两个国家间关系真正热络起来，就是始于年萨勒曼国王登基，更具体的说，是与萨勒曼国王之子MuhammadbinSalman政治崛起的进程高度同步。崭露头角的MuhammadbinSalman在沙特王室内部几无盟友，从政全无经验，为了早日取代原王储MuhammadbinNayef，急需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得到强力的外部支持。在阿布扎比方面，本就因个人恩怨与前任王储极为不睦的MohammedbinZayed，看到了在沙特王室高层打入楔子的良机，希望借此建立自身的影响力，进而推进有利于阿联酋的地缘政治议程。为此，MohammedbinZayed主动拉拢MuhammadbinSalman，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起政治导师的角色，并利用个人在华盛顿的人脉，帮助年轻的沙特王子搭上了特朗普及其女婿JaredKushner这条线。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MuhammadbinSalman作为沙特当时的3号人物，成为了首位访美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数月之后，特朗普再将出访首站选在了沙特。这一切都让MuhammadbinSalman出尽了风头，却也都在阿布扎比王储的操盘之下。最终，MuhammadbinSalman取MuhammadbinNayef而代之，成为沙特王储，沙特和阿联酋这两个国家的两大实权人物之间，政治互信和个人友情达到了顶峰。随后，两国在也门、伊朗、卡塔尔等问题上协同立场，两位王储牵头成立的协调委员会被外界称作“利雅得-阿布扎比”轴心，二人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里，互动都极为频繁。

然而，凡事太尽，则缘分必然早尽。沙特与阿联酋关系在年达峰后逐步遇冷。

在沙特这边，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特朗普“通俄门”事件，阿布扎比王储MohammedbinZayed同样被牵连其中，并被美方顺藤摸瓜挖出了其利用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政治和政策的更多丑闻，面临司法诉讼的风险，因此这位阿联酋的实际领导人自年起再未访美。曾依靠MohammedbinZayed建立美国政坛人脉网的沙特王储，意识到前者不仅失去了利用价值，甚至可能已成为了改善对美关系的负资产。

在阿联酋这边，情况很相似。年的JamalKhashoggi遭残杀，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视MuhammadbinSalman为刽子手。即便有特朗普力保，这位沙特王储在一系列国际外交场合都遭到了孤立，其主导的经济改革议程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杯葛。在MohammedbinZayed看来，年轻的沙特王储几近失控，其种种举动严重破坏了双方共同利益，如继续与其高度绑定，很可能引火烧身，为此开始与其保持距离，并在地区和国际两个层面，逐步推行有别于沙特的政治议程。

首先是也门，然后是叙利亚和以色列，再然后是OPEC+配额，现如今又出现了跨境贸易问题。沙特与阿联酋国家间关系的变化，给整个地区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首当其冲的是伊朗问题。“利雅得-阿布扎比”轴心也被视为海湾地区的反伊朗轴心。过去数年间，无论是MuhammadbinSalman还是MohammedbinZayed都热衷于煽动对伊朗的敌意，现如今则各自尝试缓和与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关系。

先是沙特王储在数月前接受专访时表态，软化了对伊朗的强硬立场。本月，沙特王储的同父异母兄弟-能源大臣AbdulazizbinSalman在OPEC+部长会上，出人意料地对即将退休的伊朗石油部长BijanZanganeh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其是自己的“朋友”，不论两国间关系如何发展，两人都在OPEC内互动良好、合作愉快。

同样，阿联酋也在近年来忙于与伊朗打交道。相较于沙特，阿联酋更易感受到伊朗的威胁。一方面是当地关键的水、电和能源基础设施均位于伊朗军事打击范围内，另一方面是阿联酋国内的数千家伊朗企业和数十万伊朗侨民。一旦战事爆发，伊朗的不对称优势极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和阿联酋与伊朗接触的方式截然不同。沙特委托伊拉克和阿曼作为中间人，阿联酋则是直接向德黑兰派出代表团。

殊途同归。我们可以认为，所谓的反伊朗轴心已然瓦解。

同样瓦解的还有针对卡塔尔降下的铁幕。持续三年半之久的断交风波最终于年1月宣告结束。自此以后，沙特和阿联酋以不同的速度修补与卡塔尔的关系。

结束卡塔尔断交风波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沙特高层，他们急于向新上任的拜登政府表明，王储MuhammadbinSalman已经从他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在沙方的邀请下，卡塔尔埃米尔TamimbinHamad在今年5月到访吉达，卡塔尔与沙特间关系迅速回暖。相比之下，阿联酋的动作远远落在了后面。

而在阿联酋最在意的打击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问题上，沙特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历史上，沙特并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反对者。在萨勒曼国王年登基伊始，MuhammadbinSalman与MohammedbinZayed还未建立起私人关系之时，时任沙特外交大臣Saudal-Faisal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沙特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某种程度上说，沙特后续立场改变主要是被阿联酋“带了节奏”。今年7月初，沙特控制的al-Arabiya电视台播出了对哈马斯驻多哈负责人KhaledMeshaal一段长达半小时的专访，被外界视为沙特官方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立场将再度发生转变的预兆。

利雅得和阿布扎比之间的政治距离正在越拉越远。

OPEC+内的分歧凸显发展路径差异

在OPEC内部，阿联酋通常扮演着沙特最坚定伙伴的角色，几乎无条件配合OPEC实际领导者的每一个决定。

在利雅得方面，沙特为了维护对OPEC的治理付出了不成比例的自我牺牲，往往在削减产量配额方面力度最大。但作为回报，沙特人需要的是OPEC成员国的忠诚。

让外界倍感惊讶的是，作为沙特坚定盟友的阿联酋公开反水，一度引发OPEC+延长限产协议的谈判多次破裂。外界更进一步捕捉到两国事先和事中都是带着情绪的隔空喊话，完全没有此前的友好协商踪影，由此断定两国关系出现了大问题。

在这一个问题上，我的看法稍有不同。OPEC+层面关于产量基准的争执，是成员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常讨价还价行为。将分歧公之于众更多是一种谈判策略，伊朗、伊拉克和俄罗斯都这样做过。最终达成一致后的结果也能看出，阿联酋的提升空间并没有那么大。

产量争执只是表象，路线分歧才是根本。

OPEC+的出现是页岩油革命和全球能源转型带来的石油市场变化的结果，意味着不仅对石油的需求预计将趋于稳定，还标志着投资和消费层面更大的政策趋同。从中长期来看，产油国格局将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海湾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所有的产油国都将激烈争夺新兴市场客户，因为这些国家在各类预测研报中是年后石油需求将增加的唯一地方。除此以外，产油国还将大力推进能源产业布局的转型。只有那些妥善剥离传统油气资产、灵活布局新能源行业的国家石油公司，才更能博得资本方的青睐，吸引到新投资，进而更好助力本国经济发展。

面对种种压力，产油国面临着以下两种选择：

一是减缓油价下跌速度，甚至通过限产、减产来扭转油价下跌的颓势；

二是通过增加出口，迅速将石油资源“变现”，同时更具战略性地加快转型。

从OPEC+的出现来看，绝大多数产油国当年都选择了第一条路径。最早跳出来投向第二条路径的是卡塔尔，于年选择退出OPEC。仅从短期来看，这两条路径并无明显优劣之分。但第一条路径最大的问题是加入限产减产协调的各个产油国，其政治、经济、社会条件迥然不同，且随着全球石油需求峰值的临近，再加上此次疫情的催化，彼此间的差异或者说是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

在阿联酋等转型负担不那么沉重的国家看来，继续固守第一条路径，无疑是大家拴在一条沉船上等死。最佳战略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市场份额，而不是寻求石油出口的最大利润。这一战略取决于阿联酋对于全球应对气变和限制化石燃料使用的预期：世界各国节能减排力度越大，油价未来上升潜力就越小。有预测显示，到年，石油均价可能低于20美元/桶。

正因如此，阿布扎比无法坐视不管，早在3年前就宣布计划将产能由年的万桶/日提高到年的万桶/日。打个比方，大家都说人这一生最悲哀的可能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对于阿布扎比来说，最悲哀的可能就是能源转型了，油没卖完。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哪怕售价更低，阿联酋人也能接受。此外，阿布扎比敢这样做，也是因为有足够的底气，以迪拜为样板，通过过去50年左右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多元化经济。

相比之下，利比亚、伊拉克、伊朗甚至俄罗斯和沙特这些产油国，因为在石油领域“重资产”布局的摊子过大，在寻求转型和吸引新投资方面大概率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仍坚持走第一条路径。以沙特为例，虽然该国也计划将石油产能从万桶/日提高到万桶/日，但无论是以石油为主的社会契约，还是日渐窘迫的国家预算，都没有准备好承受石油收入急剧下降的后果。

阿联酋和沙特的路线分歧也很好地投射到了两家国有石油公司-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和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Aramco）的发展路径之上，关于这一点会在以后再谈及。

那么，阿联酋会否效仿卡塔尔退出OPEC？的确在年底动过这个心思，至少从短期来看，可能性并不大。

首先，OPEC+的集体协调机制在保障各成员国石油收入水平方面依然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应对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即便是不时威胁要“退群”的俄罗斯也在最近老实起来，更加忠诚于OPEC+的限产方案。阿联酋在计划提高产能的情况下，如果轻率退出引发群起而攻之，必然不利于其尽早实现石油资源“变现”的目标。阿联酋哭闹的更多是希望OPEC+的配额充分反映和匹配其在这个集体机制中的地位，并享有如沙特、俄罗斯一样灵活的配额基准。

其次，英国石油、荷兰壳牌、法国道达尔以及美国埃克森美孚等私营石油巨头，大概率将拒绝在全球范围内投资石油。这无疑为包括阿联酋在内的OPEC+成员国填补缺口创造了机会，“变现”各自的剩余石油资源更为便利。但同时，这些产油国在发展石油产业时也不得不更为依赖本国资源，而不是外部投资者。因此，保留OPEC+作为维持一定价格收入水平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阿联酋有望寻觅到增加配额基准的空间。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评估，至少有5个OPEC成员国无法恢复到年10月生产基准线所划定的产量。除了OPEC本身，俄罗斯当前的产能也低于分配给它的万桶/天的配额基准。这意味着阿联酋增产尚有回旋余地。

经济同质化竞争是未来焦点

年初，我曾打过一个比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转型改革就像是一场百米赛跑，大奖是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远的产业结构，赢者通吃。严肃点说，海湾地区的经济同质化竞争将日趋激烈，这一点从名称高度相似的各种“愿景”就可见一斑，每个国家都想要成为新迪拜。

年爆发的疫情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逼迫其加快经济转型步伐。转型压力最大、负担最终的沙特，自去年以来出台一系列新政策，从税收到投资，极大影响了地区贸易投资格局，显示出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碰撞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主基调。

国家利益长期以来影响着GCC的区域倡议，且在经济领域尤为明显。年，GCC成员国达成关于征收增值税的协议。但从执行效果来看，起征时间的巨大差异、税率的不一致折射出各国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胜于对地区事务的承诺。

今年2月，沙特政府宣布，外国公司如计划继续在该国获得政府合同，?必须在年1月1日前将地区总部迁至沙特境内。这项新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与迪拜或整个阿联酋竞争，还是说为了增强沙特在与外国公司谈判中的话语权，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6月，MuhammadbinSalman对外宣布正式启动“国家交通运输物流战略（NationalTransportLogisticsStrategy）”，旨在将沙特打造成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物流中心，并以此为目标改善国内运输设施和配套服务，进而支持“愿景”等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为配合这一最新战略，沙特交通运输部更名为交通运输和物流服务部（MinistryofTransportLogisticsServices）。此外，沙特还将在该战略下设立新的国有航空公司，将航空货运能力翻番至万吨；重点推进总里程达余公里的“大陆桥”铁路项目，打通阿拉伯湾至红海运输通道。

7月，沙特政府宣布了更具技术性的经济政策，将来自其他GCC国家自由区的商品排除在优惠关税减让范围之外，并进一步收紧了原产地规则。根据新政，所有本地附加成分低于40%的工业产品和本地员工率不足25%的企业产品，均将被加征5%的进口关税。从沙特的角度来看，澄清原产地规则、严格执行将外国货物转化为本国产品的要求，更好保护真正的本地制造商品在地区的自由贸易，这无可厚非。然而，将关税与公司劳动力构成挂钩，这将使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自由区内的企业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众所周知，阿联酋和卡塔尔因其人口结构，当地公民占居民总数的比例很小，加之人均GDP远高于沙特，鲜有自由区内企业能满足沙特新政的要求。

当然，这并非同情阿联酋。事实上，阿联酋的自由区的确存有很多灰色地带。长期以来，自由区在GCC并不完善的关税同盟中占据着十分复杂的地位。从技术上讲，大多数通过这些“域内关外”自由区的货物都应被视作进口商品，对其征收5%的共同关税。但是，阿联酋自由区发展迅猛，其经济部门均与自由区联系紧密。为此，一些自由区为入驻企业开展区内和区外的商业活动颁发双重许可证。这也给阿联酋本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追踪自由区内注册企业在区内和区外提供服务的情况进行厘清并征收关税的工作，构成了额外的挑战。

不仅仅是阿联酋，沙特和科威特早在年就曾对巴林的国际投资园自由区采取了类似做法。巴林政府迫于压力，最终将其改为传统商业园区。

单论上述任何一条政策，沙特似乎都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我曾在当初分析其改革目标时判断，王储的改革是为了将沙特变成阿联酋，现如今则是要将贸易和投资流量抢夺过来，进而取代阿联酋。

这种零和博弈思维，在能源、贸易、投资领域或许只是开始，随着沙特推进“未来新城（NEOM）”、红海项目、“格迪亚娱乐城”等项目建设，包装打造欧拉（al-Ula）古迹，两国在后疫情时代的旅游业争夺也必将十分激烈。

沙特王储有坚定实施“愿景”的决心和雄心，沙特有引领地区经济的底蕴，年名义GDP占GCC六国总额的49.8%，但这种基于零和博弈思维的竞夺也仿如走钢丝，一方面要澄清现有的政策和规范，另一方面要调整现有的规章制度，以更好地符合沙特自身利益。这恰恰不是沙特人所擅长的。

除此以外，沙特近期加强了与阿曼的互动，在阿曼与阿联酋素来不睦的背景下，这似乎是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作出的本能选择。阿曼苏丹HaithambinTariq继位后首次出访选择沙特，反映出两国加强合作的共同诉求，最关键的访问成果就是打通了两国间穿越鲁卜哈利沙漠的跨境公路，这条全长公里的公路开放后将放弃现有绕道阿联酋的陆路运输通道，耗时至少缩短12个小时，并绕过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未免骨感：一是阿曼与沙特在历史上同样有领土纠纷；二是两国在伊朗、也门等问题上诉求并不一致；三是阿曼自身经济和财政问题更多，很可能成为沙特的拖累而非助力。

客观地讲，经济上有竞争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两位王储能够有更大的气度、建立更好的制度安排，借此推进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整个海湾地区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和议价能力，这是最理想不过。但显然，MuhammadbinSalman和MohammedbinZayed的个性，不足以控制双方分歧，更有可能使之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进而对两国乃至整个GCC的利益构成损害。

个性和野心或助长国家间分歧

4年前的卡塔尔断交风波已经暴露出国家间政治分歧后的领导人个性和野心膨胀碰撞的问题。断交风波之所以持续如此之久，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三个国家年轻一代领导人个性过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如今，曾经站在同一战线的MuhammadbinSalman与MohammedbinZayed逐渐走向对立。在利雅得方面，任何一位沙特国王，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可能接受由阿联酋主导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事务。因此，沙特王储逐步疏远曾经的政治导师，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年泄露出的一系列电子邮件中，阿联酋驻美大使Yousufal-Otaiba曾这样阐述该国对于沙特的态度以及对于双边关系的战略构想。

“我们（阿联酋）与他们（沙特）的关系基于战略深度和共同利益，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影响他们，而不是相反”。同时，“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会对沙特产生良好影响，至少对那里的某些人是这样”。Yousufal-Otaiba的这些邮件明确表示，阿联酋的领导人眼中的沙特，特别是沙特王储，就是其促进本国利益、实现战略意图的工具。这位阿联酋驻美大使近期就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直言，中东地区是“阿联酋的势力范围”。

更耐人寻味的表态来自于迪拜前警察局长DhahiKhalfan，他在推特上曾这样写过，“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并非最孔武有力的莽夫，而是最有头脑的智者”。似乎意有所指，谁是阿联酋人眼中的“莽夫”？答案不言自明。

在谋划本国在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问题上，阿布扎比王储MohammedbinZayed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绝对远超沙特王储MuhammadbinSalman，在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也更有经验。作为一个旁观者而言，我只希望这两位王储能够更好地管控分歧，避免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因为这将对中国的地区利益带去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今年4月与一位国内知名学者交换海湾地区形势看法时，那位学者表示，从中沙交往历史来看，影响两国关系的风险点往往不在各自国内，比如建交之初的“银河号”问题、年的叙利亚问题、年的卡塔尔断交风波等。

的确，即便是沙特王室内部的不同派别，对于加强中沙合作关系也都是基本共识。毕竟，在关乎到该国核心产业前景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替代中国的地位。

由此出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中美竞争加剧、沙特伊朗矛盾长期存在，这两件事对于我们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特别是中沙合作而言，可算作是“灰犀牛”。这种显性的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可预知的“黑天鹅”。

谁会是那只“黑天鹅”？

我认为，在海湾地区内部，大概率是阿联酋；在海湾地区外部，很有可能来自于南亚地区的某国（比如印度或者巴基斯坦）。

近期，沙特和阿联酋间矛盾分歧的日渐显现，佐证了我的一些看法，也加重了我的一些担忧。在双边层面，沙特和阿联酋都是我们经略中东地区的支点国家，即全面战略伙伴国家，在两个国家都是“重仓”投入，从贸易、投资、能源、基建再到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无一不包。甚至是在军事安全方面，沙特那里派驻有“东风”的技术保障团队，阿联酋那里近期《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也派驻了上百名军事人员。虽然两国发展路径呈现出了差异，但两国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市场体量等方面都堪称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我们与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有一定的示范性。

在多边层面，沙特和阿联酋是GCC的重要支柱。今年是GCC成立40周年，这个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组织，宗旨是为了构建地区集体防卫机制，其最主要假想敌就是伊朗。但现如今，阿曼、科威特出于生存考量与伊朗交好，卡塔尔与伊朗共同开发北部气田/南帕尔斯气田，阿联酋与伊朗贸易投资关系深厚，曾经的共同假想敌已不复存在，GCC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存在意义已然不大。年以来，海湾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疫情期间因为彼此竞争内卷反而有所倒退。随着经济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GCC在推进集体经济合作机制方面也难以发挥显著作用。

综上来看，一旦沙特和阿联酋之间关系生变，这两个国家的争斗必将辐射整个海湾地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届时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一两个点，很有可能是一大片。同时，不排除两国未来要求我选边站队的可能性，这也将对中海、中阿整体合作构成不利影响，甚至波及“一带一路”建设。

写到这里，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阴谋论的想法。近期，关于沙特和阿联酋矛盾分歧的文章大多来自于美国的智库和媒体，这当然与这些机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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