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是一个在英国读高中的深圳孩子，于3月17日回到深圳，目前正在接受14天的隔离。在经历了24小时不吃不喝后，终于回到家门口，以下是她一路坎坷回深的真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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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三月初，我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仍做着留在英国的准备。

焦虑的氛围从年前开始不断加深，那时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局势还没有明显的同理心，“新冠”依旧是外媒口中的“武汉肺炎”。没有人想到，欧洲会如此迅速成为第二个重灾区，更没有人想到连高考也没能逃过一劫。

过去三个月，作为站在欧亚分界线上纵观全局的一员，不能说我们对现在的局面毫无预感。可是，没有人敢想象停学会带来什么。作为被大学申请的压力笼罩的应届毕业生，我一边努力按耐着心中的焦躁，一边继续自己的学习任务。

二月中旬的时候，有小部分留学生家长飞到了英国，把孩子接到了校外的出租屋，一边照看孩子的起居，一边为紧急状况做准备。现在想来，虽然不过是两周前的事情，但直到二月末，疫情的紧迫感在英国还是及其淡薄。我曾和朋友在周末外出采购洗手液和消毒水，那时超市里的货架还丰满到可以任人挑选，可一进入三月，很多商品就已经断货了。

国内疫情爆发的那段日子，学校正好在进行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学习压力和媒体上的噪音混杂在一起，令人无法专心。物理距离让我们对于国内的局势感到了极大的无助，迅速更新的新闻分不清真假，只是满满的焦虑。

我曾对一些白人朋友提起过国内的严峻局势，却没能够引起太大的共情。学校在二月左右第一次就疫情做出了反应，他们对校内的亚洲学生进行了仔细调查，确认大家有没有湖北武汉居住史、旅行史以及有没有与中国内地的人员进行接触。

整个二月，个别同学不规律地被校方“隔离”，遣送回家；然而，校方对他们离开校区后的行踪并无关心，许多人回到伦敦后还是正常上街与人群接触，几日后再返回学校便可。虽然生活节奏依然松弛，但是同一时间，网络上贩卖医用口罩的平台已经开始紧张起来。

▲2月1日英国伦敦喧闹的卡姆登区商业街（摄影：张赫）

二月末的短假期，我取消了回家的机票，搬到了在伦敦临时预定的酒店。那时我因为稀缺的物资，将同一副口罩已经戴了将近五天。好不容易在唐人街的中药店看见了贩卖口罩的标识，进去询问后，却得知一只普通的医用口罩已经卖到了两磅五，也就是二十人民币的价格。付完款从药店出门，我和朋友不约而同地苦笑道：“这个世界疯了。”

随着疫情逐渐发展到欧洲，他们对于亚洲人的歧视情节也逐渐严峻起来。3月9日，英国的病例突破例，我和一些亚洲同学开始佩戴口罩上课，为此收到了不少讶异的目光。

我被父亲苦口婆心劝说之后，原本已经下定决心独自留在英国；但当时自己想要回家的心情与之前相比已经相当明显了。在疫情全球化的阴影下，独自一人在海外的处境还是相当令人不安的，身边冷漠的环境更是叫人疲惫。高考作为唯一支撑我们的目标，留住了许多和我处境相同的留学生。

模拟考试结束一周后，一名香港同学首先提出了提早回国的打算。学校在同一时间推出了被评为“隔离观察对象”的重点国家，提出从名单上国家返英的学生，必须在两周隔离的前提下返校。

这份名单包含了大多数亚洲国家，却只字不提欧、美这两大重灾区域。这一举动遭到了许多亚洲学生和家庭的反对，不少家长开始向学校写信投诉，也有亚洲学生开始联名请愿书。

校方在遭受强压的同时，英国政府对第一、二类国家的分类进行了重新调整，学校也在同一时间修改了名单，取掉了除中国内地和南韩之外的所有亚洲国家，添加了欧洲以及中东地区的个别重灾区。

那是三月初，国内在经过两个月有余的抗疫和居家隔离之后，新增病例已经降到每日不出百例的时候。对比欧洲一天百例有余的增长率，在失望和不满的驱使下，我和另外几位亚洲同学找学校高层直接对峙过一次。但不等校方作出新的调整，情况已经极速恶化起来。

三月初，我在和任课老师确认过课程进度后，和父母商量并决定提早回国。可当时，买机票已经相当困难。意识到状况之后我和父母都不免焦躁起来，每天放学后，我们都在不断地刷新机票网页直至深夜。

在父母入睡后，我很少可以静下心来学习。无法回国的可能性严重干扰着我，我也意识到，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等待我的可能就是在异国长达数月的隔离。那个星期几乎所有的亚洲学生都在反复跟父母通话，反之，对待高考严肃的态度已经消散了。

冥冥之中，大家都开始感觉到，疫情在不久后一定会产生大规模的影响。我在一个星期里反复购买、退换了六张机票，每一张的平均价格也从先前的一万出头迅速涨到近两万。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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