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多哈 >> 多哈特色 >> 台湾著名学者金砖五国如何撼动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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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之音公众平台每天都会发布文章,因某些技术原因,会导致一部分 欧洲在设计游戏规则时,其实在很多方面还是以自己利益为第一位考虑的。但这个主导地位,在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哥本哈根会议上,就首次面临来自中国、印度、巴西的挑战。在这次戏剧性的会议上,中国与印度带领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欧集团提出的“丹麦版本”,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响应。从此西欧在全球气候变迁议题上再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不得不与金砖五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协商。在那次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想挽救濒临破局的会议,临时约中国总理单独协商,吃了闭门羹;他又转念找印度总理辛格会见,也吃了闭门羹。最后才发现,原来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的领导人,正聚会商量大计。奥巴马总统决定不顾颜面,径自闯入四国首脑开会的酒店,美国的特勤人员还差一点与中方安全人员开打。事后美国新闻媒体评论,这是年以来美国总统遭遇过的最大外交耻辱。一叶可以知秋,大家都看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在变了!3.非西方国家面临的抉择在面对西方国家建构的全球秩序以及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时,未来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必须思考两组核心问题:第一,西方国家所建构的秩序与制度,以及其背后的核心理念,是否公正?是否合理?是否可持续?第二,非西方国家是否能提出一套新的理念以及具体主张,能更合理、更公平、更有效地处理全球治理与人类永续发展课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其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当前西方国家所建构的秩序与制度,并不公正,也不合理,无法真正回应地球上70亿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后也必然无法持续存在。这个以西方个人主义理念为基础、以西方富裕阶层利益为核心的全球秩序正面临重大难题与危机。对于第二个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知识精英还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过去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对于全球事务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秩序与规则来进行管理,不自觉地会陷入西方中心的窠臼,一旦西方中心思维开始被质疑或被迫调整时,接下来什么才是一种更合理、更公平也有机会实现的新秩序?这个大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共同探索,而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于现行全球秩序的本质、运作机制以及内在矛盾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资料图片:年10月1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在印度果阿举行。
4.深化南南合作的巨大历史机遇为纪念60年前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万隆会议”之召开,年4月,“亚非商业峰会”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加快建成进步而繁荣的亚非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峰会开幕时致辞强调:“60年后虽然国际环境发生巨变,但基于公正、平等、和谐、繁荣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梦想仍未实现。亚非国家需要继续团结起来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秩序。”60年前,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时,多数南方国家才刚刚挣脱被殖民的地位,在军事、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领域仍受到西方前殖民国的全面钳制,也很难真正超脱美苏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格局。但60年后的今天,佐科倡议强化南南合作已经更有底气,因为南方国家已经有能力参与一个更公平与公正的世界秩序之建构。对于绝大多数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南方国家而言,中国兴起为自己追求全面自主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样的可能性在6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姿态出现在南方国家面前;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具备足够的技术、产能与资本输出条件,可以同时在上百个发展中国家兴建水库、发电厂、输电网、移动通信平台、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深水港与工业区;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以及网络通信平台,让中低收入国家的几十亿人可以一举跨入现代社会与数字时代;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而不像过去西方国家以追求资本回报极大化的私营跨国企业与银行为先锋;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可以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但另一方面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移植自身奉行的制度,不胁迫设置军事基地,也不搞政变。这样的历史机遇应该不会是昙花一现,因为:首先,中国仍处于中等发达阶段,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具备拉抬南方国家的巨大能量。其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执政体制,这个体制仍以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为其核心任务与合法性基础。主导这个体制的执政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倾向政府与市场双手并用,不迷信市场万能,会长期维护国家资本对战略性与垄断性经济部门的主导地位,也不至于沦为跨国资本集团及全球富豪阶层的政治俘虏。在相当一段期间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创新的力量不足为患。当然,中国是否能扮演好这样一个全球性角色,也取决于中国政治体制能否长期保障执政精英的相对自主性,维持国家机器的公共利益导向,确保中国共产党不异化为垄断性利益集团;也取决于中国社会精英是否能善于运用自身的文化积淀与历史经验,承袭天下观视野与超越国家利益的思考维度,掌握好义利之辨的智慧精髓并坚持济弱扶倾的道德观。
作者:朱云汉
来源:瞭望智库
作者介绍: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作《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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