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13日至11月14日，“财经年会：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财经》年会再度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

《财经》年会首日，哪些大咖出席现场？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亮点又有哪些？财经网和您一起回顾！

改革还要啃哪些“硬骨头”？对外开放面对哪些挑战？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黄孟复：大幅度减税降费势在必行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表示，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幅度减税降费势在必行，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他建议：“完全有必要降低现在员工的养老保险费，而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来承担养老费用，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就不需要交那么高的社保。这个从现实来看、从道义来看，都是应该做的。”

许善达：去杠杆不能仅依靠债转股，国有资本和民营经济调整布局都可以降杠杆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很多国有资本还在一些不一定非要国有资本去做的领域。如果这部分国有资本退出，补充到那些国有资本一定要做、但资本金又不足的领域中，那么便可以降低杠杆率。

同样，部分民营企业也有调整布局的问题，应该退出跟主业发展关系不大的领域，把能够融到的资金，集中在跟主业相关联的地方。这样，杠杆率也可以明显降低。

张红力：扩大直接融资比例，有望发挥金融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引领作用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红力表示，中国新一轮的突破急需直接融资发力。张红力谈到，新一轮的金融突破越是宏大繁杂越需要明辨主次，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承受压力的大背景下，加速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有助于平衡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支持当前中国化危为机。

近年来，间接融资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边际效益已趋近于零。张红力以国际比较为例，美国直接融资比重最高，近0多年基本稳定在60%到70%，加拿大其次，基本保持在50%到60%。德国和日本两大银行主导型发达经济体的比重，年达到48%和54%，中国直接融资比例不到16%。因此，他认为通过发展直接融资进而改善企业效率的空间较为充裕。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曹远征：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急迫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表示，在今后的改革中，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重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其方向已经从如何提高效益转为国有资产如何进入社保。“如果国有资产进社保，这是提高居民收入，这也是社会体制的改革。”至于财税体制，曹远征认为，“减税是改革的其中应有之意，但不能用减税代替财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财税制度，而不是仅仅税收得多点少点的问题。”

张燕生：世贸组织改革在三方面开始探索推进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开放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倒逼机制。我们世界绝大部分的企业、百姓希望开放，希望交流，希望共享。我们未来的路仍然是拥抱开放，拥抱市场化改革，拥抱世界和共享未来。”

他还表示，世贸组织改革在三个方面开始探索推进：一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怎么能够更加有效。二是如何提高世贸组织的效率，尤其是多哈会合谈判的效率。三是涉及到新规则，什么是新规则，其中大国主导的新规则，要用市场扭曲和非市场经济导向，把中国挡在未来国际多边规则体系以外。

如何理解全球贸易新格局？

魏尚进：政府应该考虑临时性减税，将竞争中性作为治理经济重要原则

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表示，政府应该考虑临时性的减税，可宣布临时性下调增值税，比如接下来两年从16%降到1%，但事先宣布，税率要恢复到今天的水平。这将带来三大好处：一是相对于永久性降税，临时性降税对投资需求的刺激，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更大。二是对财政压力小很多。同样降税，需要增发的政府债券也少。三是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

此外，中国企业的解雇成本非常之高。降低解雇成本、五险一金，才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魏尚进还建议行政改革，持续减税降费；将竞争中性作为治理经济的重要原则。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李迅雷：补短板不是为了稳投资，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中国应进一步加深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激发内生增长力量。

目前我们的短板非常多，基础设施短板、交通运输短板，有些短板属于远期的，有些短板是近期的，比如医疗、养老，这些的短板是非常急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在社保、医疗、健康领域我们欠了很多债，所以必须马上补。

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再协调？

白重恩：政府应加强税收征管，但法定税率需降下来

“大家都在抱怨税费负担比较重，为什么我们在一片减税的呼声中还有税费负担呢？企业说没有被减税，财政部门说减了税，这两个可能都是对的，要看你用的是哪个口径。但征管的力度加强了，是事实，企业的负担比较重，也是事实，尤其社保的负担。”白重恩表示，加强征管是应该的，让那些该征就应该征上来，让那些老老实实缴费的人不再吃亏，这是对的。政府正确的反应不是本来有机会加强征管，因为有反对之声就不加强征管，而应该是继续加强征管，但是降低法定的缴费率，这样大家都会获益。但目前降低社保法定缴费率的力度非常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姚洋：国企改革可以让民资进去，再大胆一点，让民资控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了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优势，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国有企业没有一个很好的经营机制，如果让民资进去，再大胆一点，让民资控股，改变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才能真正把国企做大做强。

如果能用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也就是债转股的方式，把债权转移成股权，放到市场上公开售卖，让民资进来，我们就可以做到至少是一箭双雕，降了杠杆了，国有企业也更有活力了。

姚余栋：我国经济中长期抵押品不足，财政赤字应适当扩大到4%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表示，“单纯从抵押品不足的问题看，一定要提高中央财政赤字，从3%提高到4%，财政赤字率增加1%，每年可新增亿国债，加上国开行发的那些债，才能在中长期实现抵押品的供需平衡，满足MLF等政策工具的抵押品需求，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关于质押品从哪里来？姚余栋指出，主渠道是国债。中央政府债务占比GDP在全球都是比较低的，才15%，日本、美国、欧洲都比我们高得很。国债的供给明显不足。所以单纯从质押品不足的问题，一定要提高中央财政赤字，从3%以下到4%。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

任泽平：现在要开放的领域非常多，一些行业开放不够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我们现在要开放的领域非常多，比如在制造业领域，国有比重只占10%，外资、民营企业的比重占到了80%、90%，中国制造业全球的竞争力非常强，为什么？开放带来的。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都是国有为主。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要素成本过高，是跟竞争不充分有关，竞争不充分的原因就是开放不足带来的。

民企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贾康：民企应克服野蛮生长中的短期行为，与国企共赢发展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表示，实际生活中，与中央精神不吻合的思潮和压力依旧相当明显。例如，融资领域有许多歧视，投资方面存在种种困难。

贾康总结道，民营企业面临的是如何在波浪式创新发展中，落实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的挑战，以及自身如何克服野蛮生长中的短期行为特征，提高行为的规范性和成熟性。形成与国企共赢发展的局面，形成自己人的命运共同体。

王忠明：民营经济是放权换发展简政放权空间仍大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忠明表示，“研究表明，民营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放权换来发展。现在，简政放权力度不断加大，但仍然有很大空间。”王忠明表示，目前，超过60%的GDP是由低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构成，民营企业应重新梳理发展路径，转换成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

王忠明还表示，所谓后发优势是我们不用试错，只要跟进、跟跑就可以。领跑？谈何容易？你需要创新。我们今天看到的共享单车，不要以为它是一个乱象，它是中华民族这40年来真正的一次领跑性试错，以后其他国家再搞共享单车不至于这样了，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的资本和资格来试错。今天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后，民营企业可以去试错了。

秦晓：解开民营经济发展制度障碍在于撬开二元结构

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称，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以保证国家安全战略为主要目标，不以盈利为目标，这类企业产品不应进入竞争性市场，不应买技术、收购控制企业；另一类没有国家背景和补贴，以市场方式参加与国际竞争。

划出第一类企业，剩下无论国企或非国企，都应该做到“投资中性”，国企不能享受比非国企特殊的财政政策和待遇，打开这个缺口可能就真正撬开了二元结构。

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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