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峙也好，和解也罢，终归还是“利”字当头。

——湾叔

当炎热的酷暑进入尾声之际，中东地区的各种躁动似乎也逐步归于平静。

今年的8月18日，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TahnoonbinZayedal-Nahyan出人意料现身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RecepTayyipErdogan举行会晤。众所周知，由于土耳其长期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和扩张，其与阿联酋之间的分歧延宕多年，安卡拉的官员一度将年挫败的一起政变归罪于阿布扎比方面的背后煽动。但在8月的这次会晤后，两国共同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有意忽略了双方在政治上面的分歧，而更多着墨于彼此间的经济合作。

仅仅一周后，“忙碌的”TahnoonbinZayedal-Nahyan出现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拜会该国埃米尔TamimbinHamadal-Thani，成为了年断交风波后到访卡塔尔的最高级别阿联酋官员。外界再次看到，双方用积极的措辞来畅谈两国间的友好合作。

TahnoonbinZayedal-Nahyan毫无疑问是阿联酋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该国实际统治者-阿布扎比王储MohammedbinZayedal-Nahyan的亲兄弟。他对土耳其、卡塔尔的访问标志着阿联酋外交政策的巨大转变。

不过，阿联酋并非今年夏天中东地区唯一一个转向的国家。

现今的中东主要存在两大断层线：一条线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vs伊朗及其盟友，另一条线则是同情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土耳其和卡塔尔vs反对该势力的埃及和阿联酋。这两条断层线在过去数年间加剧了沙姆地区、利比亚和也门境内的冲突，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他地区的纷争。

值得留意的是，过去不到半年时间里，上述两大断层线所划分开的对立双方忽然掀起了一场外交互动热潮。

今年4月，沙特和伊朗开始接触对话。紧接着，土耳其试图修复与埃及间的关系。埃及则通过重新开放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开罗分社，与卡塔尔恢复互动。

更具突破性的是，来自埃及、伊朗、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和其他中东地区国家的领导人或外长在8月28日齐聚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尽管与会各方此次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会议本身就是一种“破冰”。因为仅仅在半年前，这些与会各方还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将他们拉到同一张谈判桌前被视作“不可能的任务”。正因如此，乐观主义者开始寄望于类似的会议能够推动引发地区冲突的种种矛盾和争端逐步平息。

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中东地区的现实往往过于残酷。但当前的局面或许意味着他们的希望，未必会完全落空。

沙特与伊朗间的世仇，几乎决定了整个中东地区在年后的主基调。然而，自年以来，无论是利雅得还是德黑兰方面，都开始规避彼此间的纷争进一步升级。这部分归因于伊朗地区影响力的成功扩张，部分归因于沙特自身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制造出了“此消彼长”的结果。年轻的沙特王储MuhammadbinSalman为执政初期的诸多外交政策失误付出代价，现如今则将注意力转移到应对“后石油时代”的国家经济转型上。

与之相似的还有阿联酋。在奉行进攻性外交政策多年后，阿布扎比方面开始寻求更为缓和的方式。曾有阿方高层表示，这种转向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副作用。还有一位不愿具名的阿联酋外交官坦言，“这（疫情）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投向国内，放弃在更广泛的中东地区持续扩张”。

这样的表态听起来像是一种内省，但也像是事后的一种托词。事实上，阿联酋早自年就开始从也门撤军，这样的战略收缩早于疫情爆发前数个月。不仅是也门的战事陷入泥潭，阿联酋在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也因土耳其的介入而未能取得成功。既然进攻性的外交政策收效甚微，阿布扎比的决策者也意识到，当下最佳的选择是将精力投入到推动经济发展的议题上。虽然阿联酋在经济多元化改革的进程中比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走得更远，但仍未为即将到来的“后石油时代”做好充足的准备。年12月将迎来建国50周年的大庆，阿联酋上上下下的官员都忙于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举措，因而更为无暇他顾。

土耳其的国内状况同样糟糕。高达19%的通胀水平，日益衰减的外国直接投资额，长期持续的货币危机，均阻碍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无论是中东地区内部的争斗，还是与美国、欧盟、希腊的争端，都无益于安卡拉方面解决国内的经济难题。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House）的专家GalipDalay认为，土耳其的经济急需“软着陆”，这迫切需要现金支持。在这一方面，阿联酋的投资者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特别是在里拉大幅贬值后，当地价格缩水的优质资产对于阿联酋等潜在金主的吸引力大大提升。

土耳其不仅需要阿联酋，还希望从与埃及恢复关系正常化中获益。即便两国因穆斯林兄弟会等问题而彼此疏远，但双边贸易额仍在年达到约50亿美元。在安卡拉方面看来，进一步提升贸易额的潜力十分巨大。更为重要的是，修补土埃关系还会带来政治红利。在事关地中海东部油气资源开发的争端中，埃及与欧盟、美国和以色列一道，共同支持希腊和塞浦路斯的诉求，这对土耳其极为不利。因此，土耳其政府认为，如能与埃及达成协议，将有助于摆脱当前的孤立困境。

在上述度大转弯的背景下，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或是最大的输家（编者注：突尼斯和摩洛哥近期的形势演变似乎印证了这一研判）。尚且不论穆斯林兄弟会被取缔解散的埃及，即便是在那些允许政治伊斯兰势力正常活动的中东地区国家，相关党派和组织的受欢迎程度也在不断下降。这或许很大程度上源于来自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支持锐减，这两个国家十分清楚，继续在这一问题上与埃及和阿联酋缠斗，完全是得不偿失。

沙特等国与伊朗之间的争端的确更难以解决，因为德黑兰方面决不会在谈判中削弱其得来不易的地区影响力。但在另一方，海湾阿拉伯国家则更可能退而求其次，只寻求保护自家后院的安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政策催使伊朗破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油轮，甚至导致沙特境内重要的石油设施在年遭到无人机和导弹的突然袭击，这使得利雅得方面及其盟友更为焦虑自身安防的脆弱性：一旦爆发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冲突，结果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曾进行过极端假设，如若伊朗对这些国家的海水淡化设施进行无差别攻击，整个地区国家或在数日内沦为人类无法生存的不毛之地。

权衡利弊后，中东地区矛盾对立的各方，均以各自的方式，从某种弱势立场出发，参与到近期的外交互动进程中。海湾阿拉伯国家腰缠万贯但脆弱不堪，伊朗和土耳其肌肉发达却身无分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巴格达的这场突破性会议以一份承诺“互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联合声明落下帷幕，但与会各方恰恰是以干涉他国内政而在地区内臭名昭著。显然，无论是沙特、阿联酋、埃及，还是土耳其、卡塔尔，都不大可能在未来停止对他国和地区事务的干涉与介入。因此，乐观是有限度的。这份域内外交成果对于黎巴嫩、伊拉克等几乎不存在国家主权的地方民众而言，并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的积极意义，因为它仅仅是那些渴望维护自身权力、夯实自身经济根基的独裁者们之间的对话共识。

而这些独裁者们的让步妥协绝非为了这个时代的和平，而仅仅是各自边界内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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