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这个略显阴暗的现实世界中，这位美国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啊，简直就是美国版的“命运共同体”

如果是这样的美国，我愿意热情地赞美它。

如果是这样的民主，我愿意热情地拥抱它。

可惜的是，现实不是童话。这样的图景也许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并不符合美国统治阶层的利益。如果人类文明的时间线真的走向了这样的未来，那么只有一个可能：美国国内出现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并走上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

不过，即使只是一场梦，也让我们再在梦里呆一会。

因为这样的梦，太甜美了。

原文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描绘了一幅“民主与专制之间根本分裂的世界图景”。“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他说，“有两群人正在争论，一群人认为鉴于人类当前面临的挑战，专制是前进的最佳途径，还有一群人坚持民主是必要。”拜登坚持认为，他的国内和国外议程都将美国置于赢得这场划时代冲突的最佳位置。

但这种对专制与民主冲突的执着掩盖了地缘政治中更深刻的分歧：贫富冲突。美国宣称领导全球民主国家，但实际上它在许多最重要的全球问题上与大多数民主国家站在对立的立场。从COVID-19流行到全球贸易规则，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发展，美国正在积极挫败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优先事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外交政策打着民主的旗号，加剧了全球民主危机，并使美国权力失去合法性。

富有和贫穷的民主国家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四十年来，财富日益集中，公共产品不断恶化，工人的稳定受到侵蚀，集体归属感不断瓦解，这些都为各种财富水平的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提供了原材料。拜登政府明白这一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中，拜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人们正在失去对民主的信心，因为民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拜登在其国内议程中认识到，投资于共同利益，为劳工提供更大的权力和安全，以及动员人民应对气候危机，这些都是抵御不自由政治和恢复美国民主的关键。

然而，拜登的外交政策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脱节。拜登没有采取全球战略来恢复对共同利益的信心，而是专注于超越中国，就好像美国以外的人重视民主不是因为民主赋予他们权力，而是因为民主是美国权力的同义词。拜登认为，为了民主，美国人必须“开发并主导未来的产品和技术”，这可能有助于美国投资者，但却并不是一个所有民主国家都能为其人民服务的全球经济愿景。

还有一条可以设想的道路，一种能够扭转全球反民主潮流的方法，为全世界人民提供新的机会。它将需要一个更好的框架来理解当今的冲突。这将是一个比短视的二元对立更广阔的框架。

一、被忽视的民主国家

美国与大多数民主国家意见相左的说法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这是事实。美国人平时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美国领导人和媒体经常将“全球民主国家”与少数富国混为一谈，其中包括欧洲（和日本）的前殖民大国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以定居者殖民地起家的国家。例如，《纽约时报》年的一篇文章，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结果以这样的方式加以标题：“对中国的不信任在民主国家中跃升到新高。”然而，这项民调并不是关于“民主国家”。世界上较大的民主国家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没有被包括在内，南非也不包括在内，博茨瓦纳、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斯里兰卡等许多较小的民主国家也不包括在内。相反，这是一项针对“发达经济体”的民意调查（正如皮尤自己所说）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如果将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等半民主“混合政权”计算在内，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富裕民主国家的两到三倍。然而，世界上许多贫穷的民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美国决策者的世界观边缘。它们只有在威胁地区稳定或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发挥作用时，才会被列为对话对象。

这种隐形性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他们贫穷，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对世界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远不如富裕国家。富裕的民主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5%，但按购买力（以美元计算）计算，占全球GDP的43%（以美元计算为59%），军事预算占世界战争开支的近三分之二。许多美国人也有一种在文化或族裔上更认同富裕民主国家的感觉，但是这种认同并没有延伸到那些贫穷的民主政体。

把民主和财富混为一谈，从根本上扭曲了美国领导人经常宣称为头等大事的战略思维：确保民主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近年来，贫穷和富裕的民主国家都朝着不自由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一项旨在恢复和支持民主的外交政策仅仅基于富国的偏好，它必将失败。

这是因为，南方的民主国家往往拥有与富裕民主国家截然不同的利益，而富裕民主国家的利益往往与一些非民主发展中国家联结在一起。换言之，将当今世界的主要斗争界定为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斗争，其效果之一是对全球经济的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而这种不平等往往是更为严重的分歧。

二、真正的断层线

也许当前美国政策与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愿望之间最紧迫的差异是结束COVID-19的流行。一个响应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国际秩序应该从年5月开始组织一个全球疫苗生产和分发系统——当时出现了第一批有希望的候选疫苗。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尽管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支持了疫苗开发，但疫苗的生产（以及巨大利润）完全留给了私营制药公司，造成了毁灭性的短缺。

至于疫苗的分发，尽管COVAX倡议承诺了全球疫苗平等的最低水平，但当富裕的民主国家购买了大部分疫苗供应时，这一倡议受到了阻碍。在公共卫生、公平贸易和全球公正组织组成的跨国联盟的巨大压力下，拜登政府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今年5月，拜登同意支持放弃世界贸易组织对COVID-19疫苗的知识产权限制。七国集团中富有的民主国家宣布，他们打算在明年捐赠8.7亿剂疫苗。这些努力虽然受到欢迎，但远远低于在发展中国家结束这一流行病所需的80亿剂。即使纳入新的措施，拜登预计发展中国家的流感大流行将持续到年。

把重点放在捐款上既不是控制疫情的最快方法，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更有效的办法是在发展中国家本身扩大生产，并帮助建立永久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防止未来的灾害。七国集团含糊其辞地承诺支持这样一个计划，但即使知识产权豁免最终得以通过（尽管情况紧急，但讨论预计需要数月时间，德国仍在阻挠），富裕的民主国家拒绝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技术和诀窍，这让人怀疑他们的意图。

三、美国外交政策正在——以民主的名义——削弱美国力量

全球应对新冠大流行战略的灾难性拖延以及目前正在出现的严重缺陷也预示着随着气候危机的加深，未来将更为严峻。在这方面，美国也与大多数民主国家有分歧。生活在当今富裕民主国家或其前任国家的人口虽然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是自年以来已经产生了大约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鉴于这一历史责任和富裕国家从所有这些资源使用中获得的不相称的财富，发展中国家要求富裕国家承担解决气候危机的大部分负担。富裕国家口头上表示他们将支持穷国向可持续能源的过渡，但却很少进行重大投资来帮助实现这种过渡。

有关艾滋病和气候变化的争端与第三组分裂发达国家和发展亚洲大国家的问题有关：工业政策和知识产权。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成功挑战富裕民主国家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华盛顿的分析人士经常利用“民主与专制”的框架，使他们的不满合法化。例如，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份题为《应对中国对自由世界的挑战》的报告断言：“从事违反国际标准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包括：盗窃知识产权、资助国有企业追求地缘政治目标、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市场。”这种做法的确挑战了富国的实力，但事实上大多数“自由世界”都非常愿意效仿它们。有关规则是在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制定的，当时富国应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公司的要求，强迫穷国禁止以前被广泛接受的发展做法。巴西和印度等民主国家拒绝作出进一步让步，是随后的多哈回合谈判在年破裂的一个核心原因，但富国仍然通过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原则。

新规则禁止了所有富裕民主国家曾经采用的做法。富国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知识产权盗窃。例如，如果美国人没有窃取英国的先进生产技术，美国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更不用说更为暴力的盗窃形式，如大规模奴役或掠夺殖民地。至于产业政策，所有富裕的民主国家都抄袭了它的技术。中国备受诟病的“中国制造”计划仿效了德国的“工业4.0”战略和美国制造业创新国家网络（又称美国制造业网络）。拜登的经济议程旨在利用国家权力确保美国对高价值行业的控制。中国在为人民接种疫苗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成功，不是建立在北京对民主的敌意上，而是建立在它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打破规则，模仿富裕国家的能力上。

发展中的民主国家一直在努力提升其经济水平，他们仍然被困在华盛顿共识对有效发展技术的限制和中国非常成功地规避这些限制的计划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团结起来的宣传听起来有些空洞。

四、服务全民的外交政策

在美国决策者和更好的民主议程之间存在着一些障碍。首先，美国经济增长已高度依赖于科技、制药、娱乐、消费品牌和金融领域企业的集中利润，而这些行业是提高全球劳工标准和放宽知识产权规则的最大障碍。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投资正流向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而不是创造就业机会、建设基础设施和提高生产力。

这个问题也是哲学问题。民主的作用仅仅是提供一个中立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个人可以通过减少对自由和财产的威胁——即通过提供“消极”的公共物品——自由地交换货物和思想吗？还是民主也应该确保实质性地提供“积极”的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高质量的工作和资本投资？

美国外交政策积极支持消极的公共产品，而否定积极的公共产品，美国官员和两党专家经常警告国家干预经济带来的风险。华盛顿一直把重点放在市场自由化、个人权利、法治以及保护财产安全和航行自由上，反对一批“恶棍”：跨国犯罪分子、“流氓国家”、恐怖分子，现在还有某些大国。然而，当消极公共物品与积极公共物品分离时，它们就失去了效力和合法性。美国的援助努力常常因此而失败。例如，考虑一下瓜地马拉的万美元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最近几年资助了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允许居民跟踪当地政府支出。贫穷的居民更关心的是工作而不是良好的治理——他们根本买不起智能手机。如果仅仅基于富国的偏好，旨在支持民主的外交政策将失败。

在国内政策方面，拜登政府认识到有必要打破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一个包含这种洞察力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它将侧重于在全球提供积极的公共产品。每个国家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重振公共投资，但这一进程应以跨国项目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卫生，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的基础设施差距，实现从碳密集型能源到绿色能源的公正过渡。这些解决威胁到每个人的问题的真正普遍性倡议，不应是单向的慈善，而应根据各国的能力吸引它们的捐款。

美国仍然处于领导这些努力的最佳位置。一些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可能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例如，其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倡议虽然尚未明确界定，但赞同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目标。然而，目前华盛顿全神贯注于大国竞争，有可能将中国的重要贡献排除在该项目之外，而且已经被鹰派用来引导美国的巨大人才和资源走向军事化，而不是应对人类的真正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华盛顿的反华情绪阻止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这些存在的危险，那么北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大流行病、气候破坏和破坏稳定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不安全和痛苦——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可执行的全球劳工权利制度，这将有助于减少工人之间导致如此多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绝望竞争，并促进消费者需求和民众支持。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每个国家都已承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公约保护基本劳工权利。剩下的就是建立一种保护工人权利的制度架构，就像美国过去40年来为保护资产持有者的权利而建立的那样。

最后，华盛顿应该把发展作为一项人权来对待。尽管美国和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反对，但这一理念自年以来在联合国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除了放宽对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的限制外，这还需要美国为长期缺乏资本的地方大幅增加发展资金。最近达成的关于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的协议——主要由富裕的民主国家决定——表明多边协调有可能为更公平的全球经济铺平道路。然而，由于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增加收入的愿望，这也加剧了贫富差距。改革的下一步可能是提高全球公司税率，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在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外国投资是零碎和不稳定的。这些地方需要的不是快速的回报，而是长期的、变革性的投资，以永久性地提高它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这不仅能结束数十亿人所遭受的可怕贫困，而且还能为美国企业和工人创造巨大的新机会。

这些措施中的每一项都将加强其他措施，形成一个新的全球增长结构，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创造美国中产阶级的新政经济，但没有吉姆·克劳和冷战的恐怖。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和更广泛地分配其利益，促进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的繁荣，恢复全球化和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并将它们置于更为包容的基础之上。

这将减少美中关系中异常危险的零和紧张局势，因为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为两国同时取得成功腾出空间。也许最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将为新一轮民主化创造条件。民主不是通过加深与其他国家的反生产性冲突，而是通过剥夺使它们强大的不平等、排斥和怨恨而占上风的。

杰克.沃纳是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博士后和中国问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