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多哈 >> 多哈习俗 >> 中东研究赵建明小国现象与ldquo
·摘要·
近期，中东大国的内忧外患给“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推进投下阴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工程，需要政治局势更稳定和营商环境更好的合作对象。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国家接受度提高，中国能够主动挑选合作伙伴。因此中国在继续与中东大国合作的同时，适度提升与存在比较优势的中东小国合作，以使中国同中东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更为顺畅。
·关键词·
中东小国现象“一带一路”倡议
·正文·
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安全形势最复杂的地区。中东位于东西方之间，是东西方交汇之地，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锋最激烈的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教缘政治以及中东地区大国的国内局势动荡，给“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推行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甚至有可能成为损害“一带一路”倡议的动荡源和风险点，为此中国有必要调整观念和思路，提升中东小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小国现象及其优势
按照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等因素，中东国家可以划分为地区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三个类别。埃及、沙特、伊朗和土耳其是中东的地区大国。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也门和阿曼是中等国家。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约旦和黎巴嫩等属于中东小国，其中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还有城市国家之称。本文界定小国的标准是人口少于万，且疆域面积小于1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见表1)。
由于中东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存在着不平衡，且曾在中长期周期内发生变化，因此对这些国家的划分不是静态和固定的。例如，伊拉克曾被认为是中东的地区大国，但是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拉克的地区地位迅速下降，已经退出地区大国的行列。埃及在中东变局之后，出现政局动荡和经济实力下滑等状况，正逐渐沦为中东的二流国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等国家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与中东地区一些大国的地位下降相反，科威特和黎巴嫩等国虽然曾经历外敌入侵、政局动荡和经济下滑等情况，但总体上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良好的发展性。这在中东形成独特的小国现象。尽管中东小国在疆域和人口上难以与地区大国匹敌，但他们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总体上政治稳定、宗教宽容且社会宽松。在动荡的中东，最难寻找的是稳定岛。但一些小国的政治稳定、宗教宽容且社会宽松，符合成为稳定岛的条件。其中，以色列是民主国家;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是典型的食利国家，君主可以通过提供丰厚的福利待遇换取民众的忠诚和支持;巴林和约旦政局稍差，但美国严防死守，不容其生变。黎巴嫩受制于人口结构和教派冲突，其政治环境最差但趋于稳定。与伊朗和沙特相比，这些国家对社会的管控较为宽松，宗教总体上并不严苛，在政治和社会公共领域不占据主导地位，更多局限于道德规范和个人信仰范畴。第二，经济基础好，发展态势良好。首先，资源禀赋独特，大多是富裕国家。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是富油国，现金流充沛。在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排名方面，阿联酋排第27名，以色列排第32名，卡塔尔排第54名，而作为中东大国的沙特排第18名，土耳其排第21名，伊朗排第40名，埃及排第43名。由此可见，中东地区小国和大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的名次相近。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全球排名看，小国好于大多数地区大国。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属 富裕国家，分别排第1位、第7位和第8位。巴林和以色列的排名稍微靠后，分别为第20位和第34位，但也好于大多数中东地区大国，如沙特排第13位，土耳其排第52位，伊朗排第66位，埃及排94位。此外，黎巴嫩的金融业和约旦的旅游业较为发达。阿联酋是经济多元化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已降到30%。其次，人口少且贫富差距小。极小的人口规模让中东小国不存在人口负担，以及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等问题。而且，这些国家的基尼指数较低，福利待遇较好，这减少了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 ，尽管中东小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但营商环境好。近些年，在经历年的高速增长后，中东七个小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年，以色列的增长率为3.45%，阿联酋为1.72%，巴林为1.77%，科威特为1.24%，卡塔尔为1.49%。但是这些国家的法律相对健全，有《投资者保护法》等保护资本进出安全和投资者利益的法律。阿联酋同78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等贸易保护协定。在全球最利于创业的国家排名中，以色列和阿联酋分列第3和第6位，远超沙特(第18位)、土耳其(第43位)、伊朗(第83位)和埃及(第85位)。第三，利益牵涉小，没有争霸成本。除以色列外，大多数中东小国在外交与安全上并没有野心，多以自保为主。这种内敛型的外交和安全取向能有效减少国家间因地区争霸或安全困境而进行的竞争，并由此节省军费开支和争霸成本。尽管这些国家(除以色列外)在领土和海洋勘界上存在分歧，但一般不会通过诉诸武力加以解决。同时小国的上述外交和安全取向也较能够被域内其他国家和域外大国所接受，这有助于他们游走于域外和域内大国之间。第四，多是美国盟国。中东小国的生存之道还在于他们并非是依靠域内和域外大国的善意，而是选择通过与域外超级大国美国结盟的方式维持国家主权和政治统治。除黎巴嫩外，本文所述中东小国全部是美国的军事盟国。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坚实的盟友，在反对伊朗和巴勒斯坦问题等方面，美以两国拥有广泛的利益。以色列常年位居美国对外援助国的第1位，每年接受美国约32.2亿美元的援助。约旦因对以色列的安全和巴以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而长期受到美国保护。从年开始，约旦超越埃及成为美国的第2大受援国，每年接受美国约15亿美元的援助。巴林(第五舰队司令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阿联酋(达法拉空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约旦(穆瓦法克·萨提空军基地)都容许美国在本国驻军。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基地成为他们保障安全的符号和象征。而且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每年向美国购买10～亿美元的军火，这更像是向美国缴纳的安全税。援助、军事基地和军火交易在保障这些小国安全的同时也拉近他们同美国的距离，避免了地区大国的军事恫吓和讹诈。中东地区出现小国现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东地区的小国和其他国家在战略取向上存在差异。中东地区的一些大国同域外大国存在竞争和冲突，而一些中等国家想成为地区大国。中东的小国与地区大国和中等国家的战略诉求不同，他们总体上不谋求更大的战略利益。如果说中东大国在地区主导权和国际声望等方面开展激烈竞争的话，除以色列、阿联酋和卡塔尔之外的大部分中东小国是在域外国家和地区大国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第二，物质力量主导的国家关系和地区结构让小国采取务实的对外政策。疆域、人口和资源等物质实力决定了中东小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但这也促使他们更务实地在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甚至地区中等国家之间曲意迎合，以协调合作而非武力的方式解决自己同他国的矛盾。在这方面，以色列是个例外。以色列凭借强大的美援和技术创新能力突破了上述物质条件的限制，让自己成为阿拉伯世界难以侧目的中东强国。中东小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具有意义。 ，从国家数量上看，中东小国约占中东国家总数的1/3。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要吸收更多中东国家参与，那么中东小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群体。第二，中东小国的区位优势独特，是重要的节点国家。这些小国大多位于交通要冲，利于开展转口贸易、交通中转和跨境金融服务。黎巴嫩的气候温和、旅游资源丰富，曾是欧洲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其首都贝鲁特曾是连接欧洲、北非和海湾的金融中心。阿联酋是中东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国和商品集散中心，其跨境金融服务发达。阿联酋还利用连接欧亚非的地理优势将迪拜和阿布扎比发展为世界性航空枢纽。卡塔尔则效仿新加坡，效仿BBC和CNN创建半岛电视台，效仿香格里拉对话成立多哈论坛，加上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和年足球世界杯，这都是其亮给世界的名片。以色列正在极力宣扬东地中海区域合作并期望成为该区域的中心。阿联酋也通过年迪拜世博会拓展自己的影响力。第三，中东小国是细分行业的翘楚。以色列的高科技世界知名，在海水淡化、滴灌技术、无人机、钻石加工、精细化工，以及高科技孵化和成果转换方面居 地位。阿联酋的阿提哈德航空、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以优异服务和干线飞机享誉中东和世界。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在主权投资上表现出色，且投资在这些国家已经成为同能源并立的行业。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的规模为亿美元，在中东排第1位，在世界上排第3位;科威特投资局的规模为亿美元，在中东排第3位，在世界上排第4位;卡塔尔投资局的规模为亿美元，在中东排第4位，在世界上第10位。这些都是 的投资公司。此外还有一些富有盛誉的投资公司，如阿联酋的迪拜投资公司，其规模为亿美元，在中东排第5位;阿布扎比投资委员会，其规模为1亿美元，在中东排第7位;阿布扎比国际石油投资局，其规模为亿美元，在中东排第8位;阿布扎比穆巴达拉发展公司，其规模为亿美元，在中东排第9位。“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东小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政策协调上，中东小国注重同中国协调立场。中东小国都同中国建立起良好的外交关系，是中国的友好邦交国。他们都接受“一带一路”倡议，愿意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并欢迎中国企业投资。这些小国在国际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在涉台、涉疆和涉藏问题上以及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协调。中国同卡塔尔()、约旦(年)、以色列()、科威特()和阿联酋()五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这五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第二，从双边贸易来看，中东小国同中国开展了良好的经贸合作。从年的双边贸易额来看，中国同阿联酋、科威特、以色列和卡塔尔四国的双边贸易额引人注目，分别达到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这一金额即使与中国同沙特(亿美元)、伊朗(亿美元，)、土耳其(亿美元)和埃及(亿美元)这几个中东大国的贸易额相比较也不逊色。阿联酋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 的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是中国能源的重要进口国。年，科威特和阿联酋分别向中国出口了价值亿美元和73亿美元的原油，分别占中国能源进口量的4.5%和3.1%，在中国的原油进口国中位列第7位和第8位。卡塔尔是中国第二大 天然气进口来源国，其对华能源出口在年就达到77亿美元。第三，中东小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与中国合作良好。中国建筑在阿联酋承接了维色里奥迪拜棕榈项目(ViceroyDubaiPalmJumeirah，10亿美元)、南沙姆卡基础设施3号标的(ShamkhaSouthInfrastructureLOT3)和力姆岛光明城市项目(CityofLight，ＲeemIsland，4.36亿美元)。中国铁建承建年卡塔尔世界杯卢塞尔主体育场(7.7亿美元)。中国水电总公司承建了卡塔尔路塞发展项目前期基础设施(LusailDevelopmentProjectPrimaryInfrastructure，14亿美元)。中国粤电集团参与约旦阿塔拉特油页岩发电站建设(20亿美元，占比45%)。这些项目大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同中东合作的旗舰项目。中国港口工程公司帮助黎巴嫩修复的黎波里港，而振华重工和青岛海西重机向的黎波里港提供港口设备。中远海运集团在阿联酋投资建设的哈利法港(KhalifaPort)2期货柜码头也于年3月开始运营。中国同中东小国合作的类型也日渐广泛。中远海运集团同阿布扎比港务局的合作是合资加特许经营模式(中远海运占比90%)，中国石油在阿联酋乌姆谢夫—纳斯尔海上油田和下扎库姆油田的投资属特许经营性质(均占10%)，而中阿(联酋)工业产能合作示范园(总投资64亿元人民币)属于工业园区共建模式。第四，从金融合作来看，阿联酋的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是中国丝路基金在中东的首单投资。年，阿联酋的穆巴达拉发展公司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设立总规模为亿美元的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向中阿两国的国内项目投资。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局也表示将加大对中国债券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年，卡塔尔投资局同中信集团签署协定，成立规模为亿美元的地区投资基金，专门投资中国。年卡塔尔央行在其首都多哈开设了人民币清算中心，用以推进中国同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的经贸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多哈人民币清算中心还是中国在中东建立的 人民币清算金融机构，结算的人民币金额超过亿美元，促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五，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积极同中东小国开展人员交往和文化往来，为双方民众沟通创造良好的机会。黎巴嫩音乐学院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的援建项目，也是中国在黎巴嫩重要的民心工程，在当地有很好的口碑。新冠疫情的暴发成为中国同中东小国交流的重要契机。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时，科威特等国家积极向中国捐助抗疫物资。新冠疫情在中东暴发后，中东小国也成为中国捐助的重要对象国。中国积极向约旦、巴林、阿联酋、科威特和黎巴嫩等国捐赠医疗面罩、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质和新冠疫苗，为这些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得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等政要的欢迎。中国在这些国家民众间的声誉和美誉度也由此提升。孔子学院成为中国同中东小国民心相通和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这些小国，除科威特外，都同中国相关部门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也成为这些国家了解中国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窗口。继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于年建立贝鲁特孔子学院后，以色列()、约旦(年)、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也先后建立孔子学院。阿联酋和以色列还分别建有2所孔子学院。尽管科威特没有建孔子学院，但在年成立了中国文化交流中心，用以增进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二、中东大国的内忧外患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挑战国家成长在国际关系中是永恒的话题。国家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其成长并非是线性向前而是有消有长。有些国家，甚至大国可能会走向崩溃和没落，如前苏联。同国家成长最相关的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教育和科技，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等。良性的国家成长是指特定国家保持向上的发展趋势，而恶性的国家成长则意味着特定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发展出现曲折甚至倒退。叙利亚曾是阿拉伯世界的三强，是四次中东战争的主力和前线国家，但长期军力消耗和迟滞的经济让叙利亚步履蹒跚。年爆发内战以来，叙利亚满目疮痍，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和平曙光和国家重建遥遥无期。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虚弱国家，彻底退出中东地区大国的行列。伊拉克也曾是中东强国，曾卷入中东战争和两伊战争，并入侵科威特。多次战争以及联合国和美国的石油禁运导致伊拉克国力衰落。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的国家重建并不成功。由此导致的国内教派仇杀和库尔德独立运动等因素仍在妨碍伊拉克的成长。未来，伊拉克能否重建成功还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叙利亚和伊拉克在中东地位的演变意味着我们要从辩证和发展的视角看待中东大国的兴衰。如果叙利亚和伊拉克属于个案的话，那么当前中东地区大国呈现整体性困顿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埃及、沙特、土耳其和伊朗四个地区大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内外政策的方向性偏差上得到验证(见表2)。 ，从人口经济学上看，中东大国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其中长期发展前景堪忧。埃及、沙特、土耳其和伊朗的经济增长迟滞。受年中东变局影响，埃及、沙特和土耳其的经济都出现大幅衰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土耳其的增长率从年的4.3%降到年的-1.6%，沙特从年的6.2%降到年的-2.0%，埃及从年的7.1%降到年的1.7%。年，埃及的增长率在达到1.76%的低点后开始回升，近几年维持4%～5%左右的水平;土耳其的增长率是2.5%～3%;伊朗受制裁影响维持在-7.8%～3.75%的水平;沙特的经济增长率则是-1.6%～3%。受美国制裁的冲击，伊朗经济增长率从年的5.7%暴跌到年的-7.4%。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四国的经济总量在近十年里几乎没有增长。年，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亿美元，和年的亿美元相比，在这7年里埃及的经济总量增加亿美元，年均增幅0.%。这说明埃及的经济总量在这7年时间里几乎没变。年，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亿美元，远低于年的亿美元和年的亿美元。这说明伊朗经济在这8年内持续滑坡。随着伊朗石油日生产量从正常年份的~万桶降低到30万桶以下，年其经济再度收缩4.8%。年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收缩9.5%。实际上，伊朗的经济状况可能更糟。土耳其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亿美元，年下降到亿美元。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近10年 水平，为亿美元，但年又下降到亿美元。由此看来，~年期间，土耳其经济经历剧烈波动，年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近，这说明土耳其经济总量在这10年间几乎没有增长。沙特的情况稍好，在经历～年3年的探底回升后，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为亿美元，刚刚超过年亿美元的高位。但这也表明沙特的经济总量相当于5年没有增长。综上所述，上述四国在过去9~10年内的经济基本维持0～1.6%的增长率，远低于2.5%的世界年均增长率。这也意味过去的10年对这些中东地区大国来讲算是失去的10年。而且上述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都经历了剧烈波动，在～年达到高峰后逐步下跌，这对经济的损害更大。在人口方面，中东地区大国存在人口基数大和生育率高的问题。埃及人口以每6年左右增加万的速度增长，并在年成为中东 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土耳其的人口在年为万，年为万，年为万，年为万。其人口从万增长到万用了11年时间，但从万跨越到万只用了9年时间。伊朗的人口在年为万，年为万，年为万，年为万，以每12年增加万的速度增长。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土耳其和伊朗在未来10年左右将成为人口上亿的国家。沙特的人口情况较好，年为万，年为万，年为万，从年开始基本维持2%的人口增长率。由于经济发展迟滞，增加的人口非但不能带来人口红利反而会增加各国的经济和财政负担。第二，失业率攀升和人才流失问题成为中东大国社会发展的 隐患。经济迟滞和人口增长必然带来失业率的上升。～年，沙特的失业率为5.5%～5.9%，但沙特妇女的就业率仅为12%;埃及的失业率为13.0%～11.2%;土耳其的失业率10.8%～11.9%;伊朗的失业率为11%～13.5%。年，这四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分别为25.55%、32.43%、28.6%和27%。就沙特而言，宗教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沙特的国教是瓦哈比派的伊斯兰教。该派别以正统严苛闻名，强调女性不能工作，只能依附于男性和家庭。沙特对女性的工作禁令在后阿卜杜拉国王时期有所缓解，但是当前沙特女性就业率仍只维持在10%～12%左右。这意味着近九成的沙特女性没有工作。另一方面，沙特年轻男性拈轻怕重，更多人的就业取向是进入沙特庞大的政府或由财政支持的部门，否则宁可无所事事也不愿从事出租车司机和宾馆服务员等工作。这类工作大多由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的侨民从事。土耳其和伊朗的人才外流情况非常严重。美国和德国是土耳其和伊朗年轻人留学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伊朗的人口流失率位列世界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有万人流失到海外。年居伦事件之后，土耳其的人才流失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土耳其的人才流失规模已经达到25万人。年1月，埃尔多安专门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土耳其的人才流失问题，但收效甚微。第三，产业结构单一让中东大国错失第四次工业革命。沙特和伊朗是世界上的主要产油国，都属于石油导向型经济，石油收益在出口和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较大，但两国始终没能实现经济多样化。随着石油在世界燃料市场的占比下降，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维持在每桶35～60美元较低价位，沙特和伊朗经济受到影响，未来发展前景堪忧。由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年对伊朗实施能源禁运和金融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如今，伊朗石油日出口量大幅降至30～50万桶，远低于制裁前的～万桶水平。这严重影响伊朗的经济发展和民生。而且在美国压力下，SWIFT电子支付系统再次切断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银行与该系统的联系。SWIFT系统的切断和美国的金融制裁基本让伊朗完全隔绝于以美元为基础的信用和结算体系。《沙特愿景》难以落地。年沙特开征增值税，由此每年增加亿美元财政收入。沙特的阿美公司也筹措上市募集资金。这一系列举措更多地被外界解读为沙特财力紧张。埃及和土耳其属于非产油国家，旅游业和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占比较大。但是国内局势动荡影响着两国旅游业的发展和外国投资。不仅如此，在彭博社国家创新指数排名中，土耳其位列世界第35位，埃及、沙特和伊朗则无缘前50名行列。而土耳其进入前50名更多源于高水平工业能力。在福布斯和波士顿咨询集团列具的世界前名创新公司中，四国没有一家公司入选。上述四个地区大国由于财力和政策等原因在新兴产业培育、半导体芯片技术、人工智能和医疗等高科技产业上鲜有突破，极有可能错失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中东大国普遍出现社会动荡，埃及、土耳其和伊朗的货币大幅贬值。自从塞西上台后，埃及的经济始终低迷，国内通胀率和失业率攀升。而且打击穆斯林兄弟会让塞西政府备受争议。土耳其近些年对内推动伊斯兰复兴和打压居伦运动，导致土耳其逐渐偏离其国父凯末尔开创的世俗化和现代化道路。伊朗出现经济紧缩、通货膨胀和民众购买力急剧下降等多重问题。伊朗国内于年和年接连发生两次示威游行，这更像是未来更大社会动荡的前兆。沙特在年处死什叶派教士并同伊朗断交，驱逐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与反对伊朗什叶派相关的教派竞争和教缘政治、开化社会引发的瓦哈比阶层的反对、削减食品和燃料补贴让低收入者利益受损等因素都让沙特社会趋于动荡。埃及镑、土耳其里拉和伊朗里亚尔都出现大幅贬值，而币值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埃及变局以来，埃及镑急剧贬值。年，1美元兑换5.95埃及镑，而到年1月，1美元兑换17.92埃及镑。目前，1美元兑换16埃及镑左右。美元对土耳其里拉的汇率从年的1美元兑换1.56里拉攀升到年9月的1美元兑换6.58里拉，目前1美元兑换5.9里拉左右。伊朗的里亚尔出现过两次大幅度贬值。年8月，1美元从可以兑换1.22万伊朗利亚尔跳升到2.5万里亚尔，之后一路攀升到年8月的4.5万里亚尔。这是伊朗官方公布的汇率，而实际状况可能是1美元在年可以兑换18万里亚尔。目前1美元可以兑换12~14万里亚尔。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不仅货币大幅贬值，而且还存在着外汇出逃和恶性通货膨胀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民众购买力降低和社会动荡。第五，中东大国乐于卷入周边冲突将导致其未来横生事端。中东的地区大国普遍重视对外政策，并将其作为拓展和展示其地区大国地位的工具。近期埃及、土耳其、沙特和伊朗在对外用兵政策上咄咄逼人。这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经济迟滞和社会动荡，通过对外政策来转移视线，另一方面，也受安全困境的驱使。伊朗和沙特先后卷入叙利亚和也门内战，进行以对抗对方为目的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土耳其对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发动低烈度战争，其隐含的意义是安内必先攘外，通过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防止国内库尔德族群分裂。埃及也在沙特等海湾国家鼓励下出兵也门，以回馈海湾国家对埃及的经济和财政援助。第六，同美国关系存在变数。伊朗外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遇重大挫折。特朗普退出解决伊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对伊朗实施极限制裁的政策让鲁哈尼政府同美国缓和的政策化为乌有。年1月初的苏莱曼尼遇袭事件极有可能让美伊冲突进入多发期。即使美伊双方不会因此爆发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但新仇旧怨将使美伊更加敌对。埃及的塞西将军打击穆斯林兄弟会和推翻穆尔西政府遭到美国的批评，而且美国还减少对埃及的军事援助，这导致埃及同美国关系趋冷。沙特在卡舒吉事件上备受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家的指责。尽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但美国国会等机构不乏对沙特王储和特朗普偏袒沙特的政策的批评。该事件成为继“9·11”事件后美沙之间的又一道裂痕。未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重新思考美沙关系以及沙特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因土耳其打压居伦运动、批评美国干涉其内政、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和干涉利比亚等问题而日渐疏远。美国还因为人权问题对土耳其实施了制裁。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内生调整压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和持续的工程，但该倡议在中东地区推进的过程中存在着调整需求。中国议价地位的提高、企业对风险控制的强调、基础设施类项目的特性和中国的外汇压力等问题都促使中国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为规避风险进行局部性和技术性调整。 ，“一带一路”倡议接受度的提高提升了中国的主动地位和议价能力。当前中东国家基本都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表示要对接自己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接受中国共建、共享、共赢、共荣的发展理念。接受度的提高提升了“一带一路”倡导国中国的主动地位和议价能力。对中国来讲，主动权的提高让其可以精挑细选。中国要考虑的问题是选择同谁合作和优中选优的问题，而不是有无合作伙伴和替代选择的问题。谁的政治社会环境稳定，谁的营商环境更适宜投资，谁就能够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第二，企业主体强调风险控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投资中，企业是主体，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逻辑。企业对风险和利润最为敏感，会较为客观地评价目标国的营商环境以及合作伙伴的经营能力，认真对待合作伙伴的资金状况和潜在风险。在所有风险中， 的风险是政治风险。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要注意对外合作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效能关系，注重前端的风险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实现进退有据和风险可控。比如当前土耳其和伊朗的货币大幅贬值就是明显的信号，它提醒中国企业在伊朗和土耳其投资需要警惕货币大幅贬值和外汇管制可能给企业的货款回收和损失计提等带来损失。第三，互联互通中的基础设施类投资厌恶风险。基础设施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中的重头戏。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是投入资金多、建设周期长、融资难度大、款项回收慢、安全保障复杂，以及持续不断的后期维护投入等。也正因如此，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稳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以及同政府部门或官员相对良好的关系。否则政权更迭和政府人事变动可能导致投资项目搁浅。在这方面，葛洲坝公司在利比亚就有惨痛的教训。第四，外汇紧缩压力促使“一带一路”倡议走向精耕细作。“一带一路”倡议是倡导国和接受国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共荣的过程。倡导国中国的经贸变化也会传导到“一带一路”建设。在这方面影响 的是中美贸易的恶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对美贸易顺差是中国积累外汇的主要来源。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资本和底气。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大打 ，直接导致中美贸易的下滑。尽管中美 阶段贸易协定已签署，但是美国并未去除之前对华商品计征的关税。美国对华商品征收7.5%～25%不等的关税让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变得艰难。年前3季度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6亿美元，同比下降14.8%，其中中国对美出口亿美元，下降10.7%，中国自美进口.6亿美元，下降26.4%。中美经贸摩擦给中国外贸带来压力。①对美贸易状况的不利局面将会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传导到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这要求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精耕细作，有取有舍，注重资金安全和投资回报。由于上述积极和消极因素的出现，中国有必要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调整。调整的重点可以是从地区大国导向性合作转向全方位布局，提高小国的战略地位。经济体量和地区影响力是中国选择“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伙伴时考量的主要因素。有鉴于此，埃及、沙特、伊朗和土耳其是中国合作的重点对象。因为同地区大国合作能够在外交、安全、经贸和投资等方面产生更大的作用。这也让“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落实具有明显的大国导向特性。但是当“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深水区后，经济体量与经济质量的关系也需要加以考虑，需要注意合作对象的经济质量和发展潜力。当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中国提出的挑战是，中东地区大国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动荡，而且未来5～10年可能会愈演愈烈，这极有可能危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推行。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基于前文对中东大国的分析，中国必须考虑风险，而 的风险是政治风险。如果出现战争和政权更迭，中国在高风险国家的投入极有可能化为乌有。因此最稳妥且现实的路径是，改变既有的大国导向性思维。由于中东的中等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突尼斯等国的国内状况更差，缺乏合作基础和发展前景，表现出色的中东小国反而能填补上述空缺。因此中国要拓展自己的战略视野，将更多战略资源投放给中东小国，甚至将同小国的合作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以实现趋利避害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四、“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小国操作由于存在着比较优势，小国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中充当新的政策抓手，以保障中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减少地区变局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但是同小国合作是中国中东外交的新议题，中国需要奉行以下几个原则。 ，融入式发展原则。中国需要将“一带一路”建设同阿联酋等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对接。中国是本着共建、共享、共赢、共荣的原则在中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因此 的办法是让“一带一路”倡议同这些小国的发展战略实现融入式发展。第二，平等原则。中东小国的共性是小和富。这也决定他们兼具防范大国和挑剔的双重国格。为此中国在同他们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时要放下架子，以平等原则探讨双赢合作。第三，平衡原则。中国同小国发展关系是为趋利避害，是在当下地区大国出现困境时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中国同小国发展关系不能也不会偏废地区大国，两者是补充平衡而非偏废取代关系。第四，差异性原则。中国对小国的政策要有甄别和差异，要本着独立和个案处理的原则处理同具体国家的合作。比如中国可以将与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合作作为重中之重，但同黎巴嫩的合作要相对谨慎。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同中东小国合作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小国的发展战略。年开始，中东小国陆续推出自己的中远期发展规划。为此中国应当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迪拜“工业发展战略计划”、科威特“愿景”、“巴林经济愿景”、“以色列东地中海经济合作区”、“卡塔尔国家愿景”和“约旦愿景与战略”进行对接。从这些愿景和战略不难看出中东小国在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具体的行业，这也能够成为中国同这些国家发展的基础。总体上，高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跨国电商、主权基金和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成为中国同各个小国合作的重点，特别是与以色列的高科技与产业孵化，以及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将成为重中之重。第二，探讨同小国进行《自由贸易区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年中国同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暂告搁浅。由于自贸区协定和投资协定对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双边合作意义重大，因此中国可以探讨先同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家开展自贸区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将其作为丰富和完善中国和中东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重要内容。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海合会秘书长纳伊夫·哈贾拉夫时表示，中国将加快同海合会国家之间的自贸区谈判。由于受小国的经济体量和行业限制等因素影响，中国同中东小国的一对一自贸区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会相对容易。如果实现突破，中国就能以双边促进多边，推动中国同海合会进行区域性自贸区协定和投资协定的谈判。第三，注重开展同约旦的合作。约旦资源禀赋较差，人口增长快，但约旦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相当重要。约旦在外交上奉行亲美外交，也是继埃及和土耳其之后第三个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而且约旦在中东和平进程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能够发挥作用。年中国和约旦的双边贸易额就达到31亿美元。有鉴于此，中国在建设油页岩发电站合作基础上，可以以旅游开发、资金投入和资源开发为抓手，在探讨双边互免签证的情况下推动约旦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投资或合作的方式开发死海的稀有资源，并借以探讨对约旦就业和经济的带动。此外，同中东小国的经济合作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借助小国拓展大外交平台，宣介中国。中国应当谋求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多哈论坛、阿布扎比对话、约旦战略论坛和国际战略研究所—麦纳麦论坛等多边论坛。这些论坛是中东小国开展大外交、探讨海湾安全和中东同亚洲国家合作等议题的重要场所。对中国而言，要想更好地开展同小国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