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土文学的一点浅见

文

毕飞宇

从我写作的第一天起，我的写作就出现了“对半分”的局面，一部分和城市有关，另一部分则专注于乡村。这不是什么宏大的规划，更不是我的刻意为之，它是不自觉的。相对于一个在乡村长大后来又进了城的写作者来说，“两手都要抓”似乎是一个必然的局面。

大约在年前后，我的有关乡村的作品出现了一个固化的局面，那就是固定在了“王家庄”。我把所有有关乡村的叙事都放在了一个叫“王家庄”的地方。“王家庄”给我带来了荣誉，可是，荣誉永远也不能替代诚实。我多次强调，“王家庄”不是我蓄谋的文学地理，它仅仅是偷懒的结果。——如果我对乡村叙事还有热情、我的乡村叙事还能够持续的话，那就让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王家庄”吧。我这样说是骄傲的：我不只是不想建立一个文学地理，进一步说，我是反文学地理的。

很巧，丁帆教授给我出了一道题目。因为我有乡村写作的经历，他让我写一些有关“乡土文学”的话。这个问题让我足足头疼了一个月。他是“乡土文学”的研究者，成就卓著，我不能糊弄他。我想汇报的是，我不认为我是新的“乡土文学”的实践者，在我的心中，我们的乡土文学果真要有一个本质性的提升，它必须是另外的一副样子。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鲁迅。作为一个洞穿了中国农民与中国乡村的作家，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面对：鲁迅先生描绘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否？不能说一点没有，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祥林嫂作如斯看。但总体上说，鲁迅并没有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上做出过多的表达。相比较而言，叶圣陶要直接得多，《多收了三五斗》是叶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典范。这是一个尴尬的和窘迫的故事，——大地丰收了，“多收了三五斗”的农民就此过上了更加潦倒的日子。这是税收的故事，也是农民与土地的故事，更是土地所有权的故事。质之，是农民与土地相背离的故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彼此脱节的故事。《多收了三五斗》，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一览无余。

我说了，鲁迅先生没有过多地纠缠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的话题要巨大得多。鲁迅的问题在“土地之上”，也就是中国农民的精神，或曰，中国人的精神。大体上说，鲁迅是民族主义的。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里十分武断地指出：“概念需要概念性人物来帮助规定自身的属性”，那么，在鲁迅眼里的，我们这个民族“自身的属性”——民族性——具体体现在这样的一串“概念性人物”身上——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华老栓、九斤老太。他们既是人物也是概念。鲁迅委实是一个形而上的作家，这是鲁迅的局限，更是鲁迅的光荣。

作为附带，有一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阿Q与祥林嫂各有一亩三分地，“阿Q”与“祥林嫂”这两个概念将会有怎么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中华民国的最终轰塌，与这个问题有着根本的和因果的联系。没有土地的阿Q和祥林嫂，无论如何也是活不下去的。

就文学史的一般叙事而言，我们的“新时期文学”是从年开始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新时期，鲁迅式的乡土文学究竟有没有继承人？我的回答是没有。如果我们把“新时期乡土文学”分成两个部分，时间的分界点只能是年。年11月9日至14日，这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在卡塔尔的多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做出了决定，中国最终成了世界的一个部分。说到这里问题就清晰多了。年之前，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个时期的乡土文学归类为“在希望的田野上”；而到了年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很快就被农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所替代了。乡土文学迎来的新的局面。

但是，很遗憾，首先是我个人就很遗憾，就在年，我写了《地球上的王家庄》，对我个人来说，这完全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是我们乡土文学的新起点。但是，我们一起错过了。

让我们把视野拓宽一点，来看一看这个时代的世界文学吧。显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后殖民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殖民文学与殖民文学的区别是巨大的，后者体现为被殖民者的反抗，而前者则体现在殖民者的反思。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思？这样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候？道德的因素也许是一个方面，但现实因素我们则绝对不可以忽视。有一条线路是清晰的——奈保尔、库切、石黑一雄取得巨大的国际声誉的过程，正是欧盟建立（）和欧元使用（）的过程。欧洲终于担心起被殖民了，美元的殖民，美国文化（电影、流行音乐、餐饮）的殖民。还有什么比反思更好的未雨绸缪呢？

我不能说我们的新时期文学被世界文学带偏了，话不好这么说。但是，自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初，我们的新时期文学一直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世界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我们的文学一直在徘徊。我们的乡土文学也在徘徊，它最终走向了迷失。这个迷失是以这样一种表象体现出来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次又一次被我们所提及，而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则逐渐被我们所遗忘。

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在20世纪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汉语的进程，我们获得了民族的独立。获得独立的中国最终拥抱了世界。殖民——拥抱，这就是过去的一百年里发生在中国乡土上的两件事情，也是我们与世界的两种关系。在拥抱的这一极，我们的乡土文学到底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可能呢？这取决于我们的热情，也取决于我们的胳膊，我们的胳膊还能体现出我们反殖民时期端起汉阳造的那种力量么？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江苏省作家协会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年第6期

毕飞宇，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中国当代作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陆续发表了《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小说。年2月，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年3月，以长篇小说《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8月，凭借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年10月，出版首部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12月，获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年1月，推出《毕飞宇文集》九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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